样搞即便国家建设导致通胀,那也是有计划或可控的。

然而现下的体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的却不是这种政策,国家考虑的是发展不能停，但可以对重工业进行调整,减少一部分过剩产能，但同时又要在另一些方面扩大产能，而为了节约开支，国家又要‘精兵简政’。

如何‘精兵简政’呢?国家要有计划的减少城市人口，国有企业要将一到两千万工人赶回农村，城市里也要赶一部分去农村(如知青下放等)，同时为了提高国家的货币回笼，甚至将四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放开到市场上去销售。

这就是一个十分矛盾‘既要又要’前后矛盾的应对方式，明明是分配体制造成的经济困境，最后却是用加大分配的方式来解决，这就好比一个病情加重之人，医生不是对症下药，而是用人参鸡汤来给他吊命。

人参鸡汤是大补，吃的确实有用，但也只能收到一时之效，真正解决的办法，还是宏观决策，市场调控，然而在现下的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体制就是最大的拦路虎，而这个体制涉及的就是分配的问题。

资源向城市倾斜，能不能解决城市里的供需问题?当然能。可是农村呢?广大农村要怎么办?农村里的老百姓就没有消费需求,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了吗?事实上，无论是之前的少其采用的政策，还是陈芸后来给出的有效应对政策，农民基本都没有被考虑在列。

农民在这场政策调控之中，成为了工具人，仿佛农民只需要种粮、交粮，其它的一切都跟他们无关，而这一切自然不是陈芸造成的。

事实上，自1956年反冒进后，陈芸其实就被放到了一旁，坐起了冷板凳,原因是他的那套经济指导思想与主席不同。

主席主张的是‘全面掌控、快速发展’，而陈芸主张的是‘全面掌控、合理发展’，陈芸认为不该贪多贪快,而是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来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与调配,这是一个务实的思想，但主席不接受。

当然,主席也有自己的考虑，国家如果不能快速的发展，怎么来应对苏美两国的挑战?这是生与死的问题,从全局的高度出现，这么做必然要做出一些牺牲，这是没办法的事，是国内现实与国际局势现实的冲突。

一直到了1961年,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大家找不到好办法了，于是少其将陈芸请了出来，随即陈芸提出了一系列就时下体制来说正确的处置建议，到了这个时候，主席面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也便接受了他的那些建议。

也正是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产生了争论的原因，这才有了主席前往同安县考察，他想看看搞了方叶那套‘一般性市场经济’的同安县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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