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可以。

“请说。”姚圭甲抬手示意道。

方叶又想了想，这才说道:“老姚，其实就一句话，跟着党走，党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姚圭甲点头思考了起来，接着问道:“同安的这套方法能在别的地方复制吗?

方叶摇了摇头，抬手道:“千万别这么做，同安是示范县，其它地方不是，在别的地方搞同安县这一套那是犯政治错误。

“可这样一来，地方经济就无法盘活了。“姚圭甲说道。

而方叶则是拉了拉姚圭甲的手臂说道:“老姚，跟着党的政策走，将党制订的政策落实好就是最大的成绩，千万不要有别的想法，而且在同安县形成的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只要在执行政策层面，不干偏激就好，就是对地方人民最大的贡献。

姚圭甲沉默良久，而后点头道:“我明白了，多谢指点。

曾经姚圭甲在同安县就任期间还好，后来调到了无为，在那边干了不少天怒人怨的事，因此哪怕到了七八十年后，无为人民一提到他，便是开口就骂，其实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教条性的执行国家政策是一种普遍的政治正确，那些不这样干的反而挨批斗。

就比如曾席圣，他开始其实是不赞成大规模推行公社化的，而是在安徽一些地方搞起了单干实验，最后的结果也很好，农村工作部的邓子辉说安徽的老百姓自单干后，晚上提着灯干农活，可见在一个时期里，是单干还是公社化，从上到下都有着不同的思路。

自曾席圣主持安徽工作以来，他对工农业发展都特别重视，特别是安徽的农业，不仅解决了本省吃饭的问题，还有余粮接济河南、山东等地，而安徽逃荒的问题，也基本消失了。

1958年主席视察安徽，他看到地方农业发展之后，兴奋的说道:&039;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有希望，是有大希望的。

1960年山东农业受到了破坏，基于其在地方农业发展上的突出贡献，他成为了全国唯一身兼两省省委书记的同志，而到了1961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安徽地方痛定思痛，又在他的主持下，搞起了&039;责任田’，农业发展再创新高。

然而他的这种搞法违背了中央路线的要求，因为受到了最高领袖的点名批评，1962年他被调离安徽，随后一路降职，而责任田制度也就此落幕。

hua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站错了队，最高领袖一直认地喂疤没想到最后他支持起了少其的思路，特别是那r邱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1i搞责任田这是晓平与少其支持的思路，主席则认为要继续推农业合作化，搞大集体。

甚至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前后，主席一度在参加会议时，都不让其发言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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