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私的事实。

最后，检察官展示了新政府派员实地清点第二师各团营后制作的《实际在编人员花名册》，与孙宝昌上报的《在册官兵员额表》并列放置，空缺名额触目惊心。

控方证据出示完毕，法庭内一片寂静，证据链似乎相当完整。

这时，审判长开口道：“根据新诉讼程序，现进入辩方举证及对控方证据质证环节。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控方出示的证据提出异议，或出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

旁听席一阵骚动，还能这样？

刘成久的辩护律师，一位戴着眼镜的本地讼师，有些紧张地站起来：“审判长，各位法官。对于控方证据，我方有几点质疑。

首先，关于那些汇票存根，仅凭复印件和笔迹鉴定，恐难完全采信。

我方要求，法庭应调取相关银号（福昌钱庄若仍在营业）的原始底单进行当庭核对，以确认汇款人、收款人及具体时间金额是否完全吻合。”

他推了推眼镜，继续道：“其次，关于无线电记录。

信号频繁，只能证明联络多，不能直接证明联络内容就是通敌。

或许是其他紧急军务？

或许电台被他人盗用？

控方未能破译电文内容，此项证据的证明力存疑。”

他最后看向证人李德海：

“再者，这位李参谋的证言，乃是在其被拘押、失去自由之后所作。

我方合理怀疑，其证词是否受到外界压力或诱导？

申请法庭允许我方对李德海进行交叉询问，以核实其证词真实性及取证环境。”

孙宝昌的辩护律师也赶忙起身：

“审判长，我方也对控方证据有异议。

账册亏空，时间跨度长，其中部分亏空可能系前任长官遗留，或是在历年剿匪、作战中的正常损耗与账目混乱所致，不能全部归咎于孙师长一人。

控方提供的商人证词，这些商人与第二师部分官兵素有生意往来，可能存在经济纠纷，其证言可能出于报复或推卸责任的目的，可信度需打折扣。

我方申请，法庭应调取第二师近三年完整的上级拨付物资清单、实际消耗报表及战事记录，进行综合审计比对。

另外，我方请求传唤原第二师前任军需主任赵某到庭，他可以证明部分账目问题的历史缘由。”

两位辩护律师的发言，虽然有些磕绊，但条理清晰，直指证据链可能的薄弱环节。

审判长与左右法官低声商议片刻，然后宣布：

“辩护人所提质疑，涉及证据核心真实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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