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决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渠道问题，不解决分配矛盾等问题，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苏联式的‘小修小补’，二者的结局也是一样的――失败是必然。’方叶又将改革开放后的国企五次改革为例进行阐述，第一次是一九七九年，国家率先解决国企‘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问题，并认为以此就能解决国企所面临的困境，然而自一九八零年选取的六千六百家企业进行试点后，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积极性,但国企所存在的核心问题，如企业所有权、管理体制僵化、盈亏无法自主、缺乏竞争力的问题依旧没能解决。

到了一九八四年,国家认为既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引入西方的商品经济模式,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卖什么价格由计委根据市场测算调整)，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也即国企归国家(地方公有制企业归政府或集体)，各级政府不得干涉企业运行。

然而改革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公有制企业，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部门，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地方管理部门或个别不良干部，都是既得利益群体，这一轮改革的举措无疑动了这些群体的蛋糕，于是以‘维护第一次改革成果’为名的‘反改革’声调顿时骤起。

中央没有退缩强力推行改革,规定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并规定企业对一部分产品和商品的价格拥有定价权，也将过去计划的四百种商品，下降到了九种，八百五十种生产资料由政府调控改为市场调控，由政府拨款改为贷款，开始推行宏观经济。

方叶指出，他过去建议五大行业中的一部分商品拥有定价权,其理论就是来自这次改革，但改革的阻力重重，中央和地方政府过去还能从国企中捞好处,现在啥都没了，自然怨声载道，但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责问题依旧没解决。

于是中央于1988年推行了第二次改革,中央的一些高层干部灵机一动，发现既然农业上可以搞‘承包制取得了良好效果,那国有企业也可以这样搞,于是这一次采用的就是用农业上‘承包经营’的方式来解决国企经营权与管理权不清的问题，将大量的国企承包给原企业管理层,让他去经营。

中央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经营原则，对大企业实行‘承包’对下企业实行租赁，当年全国九成五的国企都完成了承包制改革,并且在管理权上还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将管理权从政务部门中完全剥离。

中央觉得，这样总行了吧，毕竟在农业上都成功了，然而当时的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工业企业管理与农业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企业讲的效率、是创新、是利润、是完全独立的管理机制和决策权,而农业管理虽讲‘科学种植’，但各方面都是完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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