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见直抒

过去二十来年对于国内思想的管控，有着现实的需求，任何一个新生的政权，这是它必然要做的工作，具体到中国，经历了清末、民国的思想大乱局，新生的共和国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再加上冷战时期世界意识形态，本就是一场战争，因而对于思想舆论的管控非常严厉，这也并非中国的特色，资、社两个阵营皆是如此。

但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国内人们的思想趋向一致，愈加单一，于是教条的思想出现了。学术层面不敢突出框框,理论研究往往只有片面的阶级观念，而非基于阶级观念的理性研究，文化、思想、言论、教育皆如此，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共和国前期这样做无可厚非，所谓乱世用重典，就民国那班子文化人，他们既不具有西方文化人的广阔视野，认知能力既片面又还低下，动不动就组织学生与学界跟政府对着干，不狠狠的整治是不行的。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再继续采用这种管控方式，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已经对国家的学术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当人们的学术研究只有一个论调时，这个国家的学术也正从教条走向死亡。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几年前方叶就已经向国家提出，他为此也写过几篇专栏文章,国家也有所改进，不过大的环境依旧如此，总体非常的严格。

方叶从举办演出会的缘由，一直讲到国内思想动态的上来,说道:“随着物质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群众的精神生活很贫乏，而且十分的乏味，影视、文艺作品翻来覆去的说教,文化作品除了歌颂，没有其它，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实质上是单色的。”

“这种思想管控是国家的现实需要，并且未来也会一直持续下去，但过去的管控力度过强，缺乏对内外思想碰撞与交流，已经对于国家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扼制了人们思想与学术的创新能力，若这种局面不改变，那么改开后的思想大混乱将会依旧上演。”

总理点了点头说道:“你讲的是实际情况，过去我国的学术主要交流对象是苏联,还有东欧同阵营的一些国家，而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则非常少。”

方叶说道:“与西方交流很正常，毕竟建交国都没几个，欧洲与中国建交的中立国家，实质上也是官方层面，并没有进行全面交流，这是世界大环境导致的。”

“不过现下，我还是那个建议，应当引进一些西方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一面丰富国内民众的精神生活;一面通过逐步的开放加强与西方文化、学术等界的交流,拓展国内学术界人士的视野，要多走出去，哪怕就是到国外城市看一看也好。”

方叶讲起八十年代刚改开时的场景:“那时的中国人身穿六五式服装或者中山装，走在五彩琉璃的西方世界街道，颇有些李鸿璋的访问团走到纽约街头的感觉,给予人们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

“对于许多人来说，唱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好，制度多么优越,结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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