械技术全部开发出来,也只是解决了有无的问题,而无法获得高速和高质量的发展,这是当前经济体制决定的。

书记处的领袖们，已经知道了未来国家发展的方向,他们当然也知道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只是目前中国内部的问题虽然平稳向好发展,但外部的整体环境,依旧处在危机四伏的状态,所以领袖们即便想改革,外部的环境也还不允许。

一旦，中国正式对外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极有可能会受到苏联的巨大压力，‘中修’、‘苏修’的大论战再次上演的可能性极大,外部环境的进—步恶化,最终会反应到内部上来,所以中央首长们对此—直很慎重。

早在1954年时,主席就曾对方叶说，考虑到六零年左右时，进行国内的经济改革，并让方叶出来做事，但随着中苏关系依旧走向破裂,中印战争的爆发及外部局势的发展,使得政治局一直没有做出最终决策,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

但国家也并非就一直按历史上的方式在走，这些年国内做出了诸多政策调整，比如解禁个体户，允许自留地产出交易，允许个体商业发展，放开部份工业品销售限制，甚至在此过程中，将过去相当一部分公私合营的商店、商铺进行了退还，这些举措对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到了1962年,国家进一步试点了取消部分工业品销售凭证制度,这一重大改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撕开了一个口子，这一系列的举措，同样也是在向整个社会释放一个消息，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整个社会从改进到调整再到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家施政更不可能,突然从计划经济一百八十度转弯,直接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甚至可能造成乱政频出，而要让日益偏左的社会，慢慢的转变过来,这同样需要时间，更需要人们的适应。

从1960到1962年,国家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改进和调整，而随着这些新方式的实施,人们也慢慢的开始改变过去因全面公私合营后带来的一些思维惯性，特别是各级干部，他们的思想关系到将来新经济政策发布后国内政治稳定的大问题。

显然两年时间还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还需要进—步调整，这其中取消部分工业品销售凭证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因此,若是政治意识有一定敏感度的干部,他们就应该意识到，国家的政策正在从全面控制，走向逐步放开。

国内经济及农业的问题讨论完毕,会议议程随即进入第三项事务，即国防科技发展的问题,这也是聂帅和钱雪森、钱三强几人出现在颐年堂的原因。

会议上，聂帅首先汇报了国防科技发展的情况,时至1962年，新中国原子弹已经完成了多轮试验,最新一次的核爆试验，其原子弹的当量已经达到了20万吨,国家基础保命的手段已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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