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争（二)

一九六一年的广州会议和北京会议，因为要审议和部署中印边境军事斗争问题,因此会议比历史上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一直到四月十一日才展开。

主席南下广州,召集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而刘主席与总理、陈芸、曾席圣在北京召集北方各局负责人与会，两会一南一北，目的是贯彻八届九中会议通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方针。

主席并不是一个人南下，而是带了三个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亲身走访与调查，主席发现了公社化过程之中，大队内部和生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并且写信给刘主席的北方会议，认为应当认真讨论这些问题,不过这封信最后又没有发出,他决定将两个会合并成一个，到广州开中央工作会议。

然而就在主席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之时,北京的会议却没有广州的顺利,这场会议由刘主席主持,同样讨论农村工作的问题，只是他与总理的发言结束，定下讨论基调没多久，作为负责农村具体工作的曾席圣，将将上台发完言,却并没有迎来掌声,而是又一次受到了批斗。

会上有人指出:‘过去有人一心要搞‘单干’，这是反对公社化，是公然站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对立面。’随着争论的引起，随即就有人指出:‘应当检讨过去安徽地区农村工作的问题。’更进一步将批斗对象指定到了曾席圣身上。

一群人就这样毫无顾忌的将一场国家重要的会议,成功的演变成了批斗会，而批斗的对象则变成了曾席圣。

随着会议上指责的人越来越多，曾席圣的帽子也越来越多，诸如‘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破坏党的总路线’、‘破坏人民公社’‘破坏伟大领袖的公社化运动’、‘党内有一个反党集团’等等,罪名足足有大几十条，要求曾席圣给予解释。

总理没想到这些人既然敢将之有会议上的问题，引到大会上来公开化、扩大化,但面对这一情况,他为了避免成为所谓‘反党集团’的一员,便选择了闭口,而刘主席并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因此他站了出来,认为这样的指责是不对的,企图将会议扳回正轨，只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刘主席在会上说道:“这次会议是讨论八字方针的执行问题,关于曾席圣同志是否有问题,这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何况就过去的工作而言,我认为曾同志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的工作,都是取得了良好成绩的,这一点主席也是多次赞赏的。”

刘主席的话音刚落,与会的人群中，就有人公开站出来说道:“如果他没有问题,那就请他说—说，1953年,他就说农村地区搞‘单干’能提高农业种植积极性,这个话他有没有说过?他还支持富户，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曾席圣你应当解释一下，庆州同安县搞的示范,实行所谓的‘一般性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不是在你的支持下完成的?”?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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