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从中央要来的特殊照顾,可若放到全国呢?西北地区人均粮产都不一定有450斤,如果都这样搞,那西北地区还征不征粮，国家和地区还建不建设?”“好，假设真的这样实行了，那么这里不足那里补，西北地区的建设是不是要从全国其它地方拿出资源来?那么这些问题不就转嫁到全国其它地区了吗?”方叶继续说道:“所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粮产的问题,也不只是公社的问题,而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问题,是要建设新中国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问题，一切都在为这个战略服务，而同安县只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历史上本不存在，只是因为我的出现才造成的，它不具有普遍性。”

方叶的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不是多产粮就能吃得饱，难怕亩产一千斤,只要国家继续实行统购统销,生产得越多，国家的工业和各项建设只会越快，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农民该受的苦一样要受，只是时间要短些。

以苏浙地区为例,这些地区的老百姓人均留粮420至450斤，相对来说老百姓的日子比全国其它地区要好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两地人，普遍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没有说的那么夸张,他们表示没见过有谁饿死,但如果对苏浙的征粮像西北或其它地区一样，人们的认识就会反转。

安徽地区就是,国家规定的留粮是人均320至350斤，如果这些粮食真留下来了，混个半饱不成问题,这也是1956年的安徽百姓生活还算过得去的原因,而若像江西一样，几亿斤几亿斤的粮食往外调,结果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江西吃了大苦，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一笔并不复杂的经济计算,而曾书记之所以一直陷在其中,无法想通,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全国各地以及在安徽从政以来,看到了太多的贫困,太多的悲剧,作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他所想的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些，为政一方，造福一地，这也是朴素的政治思想。

然而这种思想与国家整体的大战略不符，在这个工业化奠基的时代，国家需要整合一切资源来保证工业建设，上至国家领袖,下至普通百姓没有人能例外，主席更是带头反对特权,国家干部吃饭自讨腰包,住的房子要付房租,里面家具要付钱，就连开会喝茶都要付钱,不给钱就喝白开水,这种情形全世界除了中国根本就没有。

国家可不可以不这样做,完全是可以的,国家可以提高老百姓的留粮,也可以放开单干,但代价就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来进行工业化建设，不能完成工业化，就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国家地位还是老百姓的生活，本质上都无法改变。

一切说到底,还是主席那句话&039;大仁政&039;与&039;小仁政&039;，是长痛还是短痛。现下公社化之后，老百姓确实失去了自主权，农田里种什么也不是他们说了算,但是种出来的农业产出符合了国家的需要,而这在现下的时代,比什么都重要。

方叶长篇大论的一番解释，直接将曾书记干沉默了，而他见话也说得差不多了，便直截了当的说道:“曾书记，我就直说了，从历史上看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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