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不过邓子辉并没有引起重视，在随后的汇报中,两人再次因为是发展100万个,还是130万个公社产生了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

七月份的会议上,邓子辉、谭振林、邓晓平与会,最高领袖批评说‘邓子辉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这预示着对他的大批判即将到来。随即最高领袖提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这个会要干什么不言而预。

邓与最高领袖针锋相对,传得沸沸扬扬，而两人都很固执，邓的妻子陈蓝对他说‘你就不能不说真话，或者少说真话?’邓则回答‘中央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听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见。’他认为听不听是中央的决策,自己必须将真实情况汇报给中央。

7月31日，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最高领袖当众批评说‘某些同志是小脚女人’，邓子辉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他只好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而会后便找少其去解释，说对合作社控制发展、全面巩固，当初是书记处做的决定，而少其则让他要正确对待批评。

两个性格坚定、原则性强而又固执的人碰到了一起,谁也不肯退让,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七月最后一日的批评仅仅是开始,八月份才是真正的大批判，此后邓子辉便靠边站了,现下此事有待发生,暂且不表。

但已经在发生的仍旧发生了,由于对邓子辉的大批判，使得各个部门，没有人再敢‘稳步前进’，这为接下来的‘反反冒进’和‘大跃进’作了前题铺垫,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其实都有着一个过程，它不是突然出现的。

并且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最高领袖从全局战略高度来看，国家要完成工业化，基于现有条件,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暂时的牺牲农民利益,这是没有办法的,再他看来,快一点,再快一点，将来农民就能快点结束这种痛苦。

可是从事具体工作的部门，则是从实际工作出现的情况出发，认为要稳步前进,要慢—点,不能过急,所以这是战略决策与实际执行过程之中的矛盾，双方都在为国家为人民考虑，并不是出于个人私怨，只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并不能真正的理解战略决策者思维,从而造成了后来的一切。

其实就最高领袖个人而言，他本人并不愿意，去插手具体的工作,他更愿意当一个战略规划师,他想像斯大林那样,制订好战略，然后下面的人便努力去执行,最终完成他的构想。

只是事情并不是他想像的那样,中国人有着中国人的特殊性格，或者从某些方面来说，儒家文化的那种‘士大夫精神’，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对于‘不正确’的方面,总是有人会拼着脑袋指出来,这与苏联的那种政治生态又是不同的。

不难看出,邓子辉具有着—种‘士大夫精神’的特质,他面对认定的‘不正确’，就是采取了这种刚到底的精神,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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