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不是民族资本加入其中就能解决的，事实上改开以后，之所以民营企业带动了工业快速增长，原因是那时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无论技术还是资源，既能买进来又能走出去，而现在除了向苏联等社会阵营买，自己连大规模生产的设备都没地方搞去。

国家处处都要花钱,处处都很急迫，因此只能捡最重要的地方来做，重工业优先成为了定调，而也因为发展重工业需得开矿,才会紧急研制风炮凿岩机，可就是1950年研制出来了，到了1952年还是远远不够，不得不向苏联采购了—大批。

钢铁原料产能之所以难以提升，这一切说到底，还是因为开采和冶炼工业水平都很落后，加之矿藏本就不丰富，因此哪怕为了快速提高钢铁产能,国家拼尽了力气，花了所有的招数，到了1957年才将将突破了千万吨。

看似形势节节攀高，实则这一千万吨已经是绞尽脑汁后的成果了，总理和陈芸对此心中都十分有数，因此在1956年二五计划的制订上提出了‘反冒进’。

只不过这场‘反冒进’的兴起，实是因为国务院没有根据国家物资供应和资金情况做总体的规划,造成在面对各个地方呈报上来，一片的虚高数据之后，一下子慌了神，而后又没有在基于总体规划和科学决策的原则上，总理直接一杆子插到掉,不分虚不虚高,统统的砍上一刀，大张旗鼓的提出了‘反冒进’。

而在表述反冒进的论点过程中，还多次警告人们不能实行，主席所说的‘提前实现工业化’的战略，这等于是在反对主席的战略号召，因此主席对应的提出了‘反反冒进’的批判。

客观的说，总理的‘反冒进’是正确的，主席的‘反反冒进’也有正确的一面，如果连不虚高的指标也直接砍掉，这只能说明工作官僚化。

而实际情况是,自国务院1954年成立之后，制度建设上严重落后，大量的工作都是‘号召式’的，没有总体规划和政策执行保障,主席作为战略舵手，他本身就不可能负责具体的执行细则，这也不是他的专长，而这些工作就需要国务院来做了。

但是国(政）务院接到了主席的战略决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动号召再说，其后直接体现到地方就是大干快上，具体要干什么?如何干?如何保障?干成什么样?谁来监督?没人进行战略统筹与规划，如果按照21世纪的观点，这就是盲动执行，是妥妥的官僚主义。

这样的情况不是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建国初期，大家都没有管理国家的真正政务经验倒也可以理解，后来因为政务院管的实在太多，一度连军事都管，甚至还在管理后勤补充，还能调兵遣将，权力极大。

五马进京以后，这种局面被改变，54年9月改组成国务院之后，分工明确了起来，只管理政府行政事务。

不过也许是52年那一次分权之后，一度被搞得灰头土脸，当时名义上虽是连计委都一起统筹，但实际上总理只负责外交和部分政务，计委归了高冈，或者是五马进京之后，许多工作确有来自于伟人直接安排的实际情形，这也导致了一些客观无法进行总体规划与统筹安排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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