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

《武训传》于1951年2月最先在上海上映，一时间好评如潮，时至2月27日，电影导演孙瑜还在电影局袁牧之的带领下，携带着新拷贝到中南海进行了放映，当时除了主席之外，近百位中央首长都进行了观影。

这场观影活动最终胜利结束，当时也没有人看出有什么问题，只是总理在看完之后，认为武训在庙会上挨打的那个片段太长了，导演孙瑜便重新进行了裁剪，随即又在北京进行了公映，同样是好评如潮，甚至电影还加入了年度十大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就其艺术表演形式上来看倒是无可厚非，大家看一看，笑一笑，也就过去了，左右不过一部电影罢了，然而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本身其所宣传的价值观就有问题，不符合时代要求，却还造成了全国轰动，那么这件事就不得不重视了。

从二月电影上映到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间这三个月中，没有任何人公开批评过这部电影存在的问题，至少作为中宣部、文化部这么多思想笔杆子，不少同志不仅没有批评，反而歌颂，这就十分有问题。

大家都在跟风着讴歌缺乏反抗精神、赞扬地主阶级、向统治阶级妥协、宣扬卑躬屈膝的电影，而且还将其变成了全国性的文化宣传活动，那么多政治过硬的同志、文化宣传的筒志，居然都没有人发现有问题，或许正是因此，主席才忍无可忍。

所以对武训电影的批判，不能单纯的看作批判这部电影，而是通过批判电影的方式，进行一次全国性的价值观教育，这才是这次批判真正的意义，也是它实际的价值，哪怕它确实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但是正向的作用更加明显。

时至七月底，随着《武训传历史记查记》的出现，《武训传》的定性问题已经进入了尾声，它的正面价值已经达到，而它的副作用也同样要解决，而方叶这一篇文章，为主席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

主席早已经意识到了副作用的问题，但是没有一篇文章能够如此详细且客观的分析整个事件，它的出现将会带来另一场思想的变化，即在政治批判的前提之正，学禾观点依然要保持它的独立性，等子在消除之前政治评判对学术造成的影响，同时也是在安抚整个思想界。

连打带消才是最佳方式，这也是主席同意方叶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原因，而这个具体的工作交给了总理。

对于方叶突然向中央上报了一篇文章，总理也感到有些惊讶，他与方叶在同安县共处了两三日，对他的性格、行为方式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他认为以方叶的谨慎性格、趋利避害的特征，不太可能会突然写这么一篇文章，但是方叶真的写了，所以总理接到文章之后也相当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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