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元祐弃地也有经济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元祐旧党认为大宋是君子，要对熙宁新政全面拨乱反正。

他们认为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边疆上的战果是“逐利”，是不道德的。大宋要重新变得有道德。

简单来说，他们将大宋这个国家拟人化了。他们希望大宋是完美的道德君子，并认为其他“小人”（西夏）和“强人”（大辽）会看见道德君子就自惭形秽，被其感化，从此与君子交好，君子就不用担心再被人抢被人揍了。

正因如此，元祐年间，西夏对大宋已经连年失利，不构成对大宋的威胁，也没有向大宋索要失地。但主张弃地的元祐大臣，如韩维认为，大宋占据“西夏的领土”缺乏合理性，应该把“西夏的领土”还给西夏，这样大宋才是修德修仁的道德君子。

司马光也认为，由于西夏主动攻打大宋不讲礼仪，大宋才更要彰显高尚的礼仪。西夏并未提出让大宋还地的要求，大宋仍可主动宣布还地。西夏得到意料之外的赏赐，一定会感恩戴德，世代臣服。

还有大臣，如范纯仁和苏辙认为，直接强迫西夏接受还地，也是逼迫西夏，是不道德、不合礼仪的。他们应暗示西夏来索要土地，然后以还地为基础与西夏签订新的和平协约。这样大宋就站在道德和礼仪的制高点。西夏再有奸谋，就会“人神共愤”，自取灭亡。

也正因如此，当大宋给西夏送地，西夏和青唐以为大宋衰弱而举兵犯境时，元祐大臣没有提议整备兵戈、重修堡城，而是提议在边塞张贴榜文，细细阐明哲宗继位后对西夏的各种恩赐。西夏国主就会感到惭愧和敬畏，无法号令下属，大宋必取全盛。

更正因如此，种谊、范育等人将西夏与青唐打退后，苏辙才会要求罢免种谊、范育等人，认为他们抗击西夏和青唐打过了头，打到了西夏境内，夺取了西夏的土地，让大宋陷入了道德困境。

他指责朝中支持种谊的人背弃儒者所学，贪小利而失信夏人。此次战争“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是“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大宋应该继续割让兰州，以重新站回道德的制高点上。

而以上关于割地求和便能永保和平的提议和执行，都在大宋内部讨论，没有和西夏进行任何谈判商定。大宋以为自己道德了，西夏就一定会遵循自己的道德。

割让四寨给西夏的决定，大宋甚至是以“下诏”的方式直接“施恩”西夏，命令西夏拿了地就别再起争端。等西夏拿了地后继续攻打大宋，大宋高太后和元祐大臣就跳着脚破防，觉得西夏人你咋这么不道德。

然后呢，西夏人不道德，大宋人就要更道德，循环往复了。

从后世人，尤其是现代人的三观来看，仿佛在看一种不可名状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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