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换言之，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esp;&esp;于是东汉的儒学，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格局下，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地位被高度尊崇，但并不真正受重视。东汉不再有董仲舒、夏侯胜、京房、刘向和刘歆等“帝师范儿”的经师，儒家的政治地位明升暗降。

&esp;&esp;但东汉有更多的名士、孝子、循吏、学者。学术上，像郑玄这样的集大成者既熟习谶纬，也深研古文经学，还了解汉朝律令，力图将古文和今文经学由礼制统摄为一体，并注释汉律；士大夫们在道德上砥砺名节，他们《诗》《书》传家，涵养百年，孕育宗族，造就了汉末三国赤壁千古的风流人物。

&esp;&esp;名教中亦有风流。至魏晋六朝，才子名士们的谈玄虽然被认为是对名教的抵抗，但其实都有儒家的底色，玄言中不无政治的微言大义，但作为思想学术，受道家的影响，儒学已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疏学。那些两汉的余绪，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章句里，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特别是灾异、数术、符命、谶纬之类，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直到今天，我们在道教神符的“急急如律令” 17 里，在街头巷尾的占卜者处，多少可以窥到过往的依稀痕迹。

&esp;&esp;至隋唐，佛道大兴，儒学旧注飘零，几乎不振。幸有韩愈《原道》，文起八代之衰，悬空构建起从孔子到孟子直至他本人的一套“道统”。此时儒学的危机，已不必侈谈“政治儒学”，而是在佛教的彼岸净土和僧人的禅意超越中，努力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esp;&esp;继而入宋，自宋初五子至南宋朱陆，皆以接续道统为己任，儒家自中唐吐故纳新四百年，终于发挥出能够对抗佛教的心性成圣之学，但无论是朱熹这一脉的“道问学”，还是陆九渊这一脉的“尊德性”，比起汉儒，其距离政治哲学的关系更远。当然，宋儒的政治品格仍然存在，把汉朝自上而下的宫廷政治哲学，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换言之，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不是给帝王制造符命谶纬，而是给民间创立乡规民约、族谱家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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