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尽管叔孙通来自儒学的圣地鲁，也曾亲见秦朝的宫廷礼仪，还能带领一百多儒生弟子，是货真价实、水平不俗的儒生；但是，他和这一百多弟子竟然没有能力为汉朝设计礼仪，仍需要去鲁征召新的儒生！这就说明，直到汉初，儒家尚不拥有一套比较成熟或者普遍认可的礼乐制度，对周代的礼仪是什么也没有定论。

&esp;&esp;叔孙通显示出他过人的魄力，他认为，儒家未必要因循旧制，非得求周代的做法，而应该参酌三代，参考秦朝，结合当下的人情习惯来制定，“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 6 。叔孙通使用儒学的这种理念，对汉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esp;&esp;从定陶到鲁没有多少路，叔孙通很快就到了。

&esp;&esp;鲁，实在是对中国关系太大的一个地方。孔子在鲁发展了儒学，强调“述而不作”，以传承整理为主，不另起炉灶来创造。用清代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

&esp;&esp;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7

&esp;&esp;孔子创制儒学，不是自创，而是通过整理周代的“政典”来表达政治主张。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学家所说的“史料”或是“档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宁说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书》这样的“红头文件”“政府白皮书”，也有《仪礼》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诗经》这样的“内参”。即使是孔子亲自编纂的《春秋》，也是依据鲁国的“大事记”而褒贬成书。总之，儒学与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鲁地儒生的知识谱系也最为醇粹。

&esp;&esp;但是，孔子创制儒学，是想通过儒学来解决春秋时期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儒学是在春秋“邦国时代”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都渴望能有一个邦国挺身而出，通过行王道来怀柔远人，消弭纷争战火，重建礼乐文明，实现“历史的终结”。

&esp;&esp;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邦国时代”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帝国时代”。帝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也没有猜想过。也就是说，儒学从来就不是为“帝国时代”而设计的，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

&esp;&esp;即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目睹了主要邦国纷纷变法以及郡县制、官僚体制已见端倪，主张效仿后王，融合礼法，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国，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也仍然没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现。

&esp;&esp;从邦国到帝国的“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esp;&esp;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孙们，大都难以适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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