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 6

&esp;&esp;就是说，刘邦自己就没有遵守这一约定，汉初保留长沙王吴芮，传了五代，到汉文帝时才绝嗣。这期间汉廷多次下诏褒扬长沙王忠诚，还通过法令维护长沙国建制。这就说明制度是可以变通的。

&esp;&esp;怎么变通？

&esp;&esp;很简单，就是把安汉公扩充为建制完备的公国，为安汉公设计礼仪、赐九锡，并仿效伯禽，册立安汉公国的公子。

&esp;&esp;比起几年之后的王莽称帝，这篇奏疏的想象力还不够大胆，但这是首次实质突破汉朝现有制度，鼓吹安汉公不仅是尊号，还需有实打实的建制。

&esp;&esp;奏疏一上，还没讨论实施，恰好吕宽案爆发了。待到吕宽案渐渐平息，已经是一年后的元始四年春，王莽的女儿也正式嫁作皇后。吕宽案里，王莽杀叔叔王立、堂兄弟王仁、长子王宇，充实了“诛管蔡”的名目，还整顿了上层社会，引导了民间思想，他的功业更加完备了。女儿成为皇后，皇帝对“国丈”要“尊而不臣”的说法又冒了出来，这是把陈崇的奏疏变为现实的极好机会。

&esp;&esp;此时群臣再次审视陈崇的奏疏，不禁发现他的建议十分可行。王莽的心腹兄弟、太保王舜率先上奏，说王莽兼具“立德、立功、立言”，堪比伊尹、周公。在他的带动下，据说有八千多人上书赞同陈崇的奏疏。在西汉，八千人是什么概念呢？恰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元始二年的长安城人口和户口数——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也就是说，整个长安城里大概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个人上书，考虑到识字率，排除掉妇孺幼儿，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在组织动员较为低下的古代，即使出于王莽的授意，若没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覆盖面如此大的人力资源也很难调动。

&esp;&esp;于是，汉廷破天荒发明了一个新的官职：宰衡。

&esp;&esp;大概是上书里伊尹和周公的名字出现得太多，伊尹官“阿衡”，周公官“太宰”。取阿衡之“衡”和太宰之“宰”合二为一，即为宰衡。据说，始皇帝在发明“皇帝”这个词的时候，也是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 7 宰衡的发明，可谓有样学样。

&esp;&esp;宰衡，究竟是个什么官儿呢？

&esp;&esp;第一，宰衡是个外朝官职，属于“加官”的范畴，本质上仍是官僚制度的一员。王莽的外朝身份原是太傅，太傅“在三公上”，但当时还有太师孔光、太保王舜，三人名义上并列。只有宰衡真正超越了三公，是“政府首脑”，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 ” 8 。三公向宰衡汇报工作，抬头要写“敢言之”，就是斗胆报告、冒昧进言的意思。对比给皇帝上书时抬头写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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