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另一方面，哀帝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符合儒家口味的事情。他清楚儒家兴盛、灾异四起的原因之一，是汉朝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农民只能去当奴婢或是沦为流民，国家的财政会减少，社会的贫富分化会加大，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所以，他刚即位就颁布“限田令”，限制土地兼并；颁布“奴婢令”，限制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奴婢数量；把三十岁以下的宫女放出来嫁人，五十岁以上的官营奴婢释放为庶人；增加基层官员的俸禄，斥退残虐的官员，司法部门对大赦之前的犯事不得追究；允许博士弟子施行三年丧礼；等等。

&esp;&esp;这些措施有些未必能够彻底施行，但显示了新皇帝的勃勃野心，他要从儒家那里争夺“仁政”的政治主导权；而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是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刘姓天命已衰”的谶言发起挑战，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esp;&esp;经历了元帝、成帝的王道转向，哀帝时期的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浓重的“改姓易代”氛围，汉室的合法性危机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人们都说汉家作为尧后，其德已衰，按照五德终始，接下来要由舜的后人来受命。一般来说，皇室面对这种谶言是非常尴尬的，如果打压禁止，对笃信鬼神的汉朝人不仅没用，反而会反弹；如果置之不理，谶言也不会消失，灾异还将愈演愈烈。

&esp;&esp;例如，汉哀帝即位前，儒生谷永曾给汉成帝上书，说了一句话：

&esp;&esp;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16

&esp;&esp;大臣给皇帝上书，先把皇帝教育一番，说天下不是你们刘家的。这在后世不可想象，在昭、宣时代也必招来杀身之祸。但汉成帝却不以为忤，还很受感悟。这就说明，连皇室包括皇帝本人，也视改姓易代为必然之理。

&esp;&esp;齐人甘忠可趁机向汉成帝兜售解决汉家德衰的办法，主张“更受命于天”，也就是“二次受命”。不过，当时刘向对此很不以为然，就上奏说甘忠可妖言惑众，甘忠可被下狱，死在狱中。

&esp;&esp;哀帝即位后，决心主动回应汉德中衰的谶言，刻意寻访精通此道的人，希望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顺其意而用之。在司隶校尉谢光、骑都尉李寻的引荐下，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进入哀帝的视野。李寻曾是元帝丞相萧望之的属官，精通天文灾异之学，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在王氏家族推荐下，李寻被任命为骑都尉，专门管理治水，一时风头正盛。

&esp;&esp;夏贺良也主张老师的“再受命”之说，很对李寻的口味，李寻就举荐了他。

&esp;&esp;由此可见，此时的汉廷已经完全不避讳谈论皇室天命中衰，哀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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