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霸王道杂之”，不能“纯用周政”，这一不可淆乱的“家法”就是汉朝“建国”的汉道。从刘邦和吕后立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探索、涵养，至此，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终于都已完成，西汉的“德性”也在这时期臻于圆满 39 。

&esp;&esp;当然，这一“家法”很难说是皇家有目的制作的若干制度，而是由几代汉帝层层累积形成的惯例、传统。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那么对皇室以及当时的汉朝人来说，汉家自秦沿袭而来的惯例、传统也具有合法性。两者都是刘氏家族拥有天下的必要因素。

&esp;&esp;然而，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esp;&esp;刘询用外戚来对抗儒臣，是因为外戚不必学习儒术即可从政，而且外戚一般只担任中朝官，与外朝的儒臣形成平衡。但他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儿媳妇的侄子王莽身为外戚，居然儒家化了，甚至成为儒家的代表，从而得以收拢内外两朝，架空皇权。

&esp;&esp;而儒术又是与灾异密切相关的，到了那一天，儒术、灾异、外戚，三者在王莽身上合为一体，刘氏家族的建国和建政大业面临沦丧的危险。

&esp;&esp;注释：

&esp;&esp;1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esp;&esp;2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esp;&esp;3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0页，商务印书馆，2018。

&esp;&esp;4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sp;&esp;5 　《汉书·景帝纪》，第149页。

&esp;&esp;6 　杜正胜：《编户齐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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