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社会整体层面的粮食已经有富余，可以养出相对规模较大的工商业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兴，这本是社会向上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时候，用农业社会的模式，来计算经济产出的办法已经不灵了。国家用收农业税的办法，解决不了新出现的商品经济问题。

大唐无论是货币，还是税收，都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模式的改变。

举例而言：洛阳城内织造的绢帛，质地优良者，或许一匹布就可以换一头牛，或者几石粮食。

而织造它们的人，都是“无产者”，没有被束缚在田亩之中，也无法衡量他们产出多少米粮。

因为这时候价格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官府对这些经济现象失去了掌控。

甚至无法正确认识！

应该怎样引导这些手工业作坊，应该怎么收税，怎么管理，怎么平衡这些手工业与商业等“副业”，与农耕的关系？

一匹质地优良的布，与足以养活普通一家老小一年的粮食，在商品交易时是等价的，但它们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真能等价么？

国家应该怎么调整其中的关系？

城市化造成了治理成本的极大增加，官员数量也因此急剧。

而税收的落后，却又让增加的重担几乎全部转嫁到了农业人口上。就算没有土地兼并，社会也会一步步消沉下去，无非是进度条慢一些罢了。

这些问题是关联的，复杂的，隐藏深入的。

方重勇记得，他前世那个年代，国家都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换到大唐这边，就是租庸调已经被完全取消。

要是让这一世的人知道农业税已经取消，他们会简直不敢想象那是怎样一个世界。

这就是发展模式的区别，类比于从二维跳转到三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是加几倍或者加多少的问题。思路换了，治理方式就必须跟着换。

而封建时代的发展方向，便是土地私有化，国家从田亩中收不上来多少税，然后只能变着法子被动从工商业中获取税收。

在商品经济模式下，种田也是一种生意，有回报率，需要国家调控。

又因为工商业也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工商业也是私有化的。这些人现在是大唐权贵，将来是地主士绅，他们依旧是想办法掌控经济命脉。

如果一场比赛裁判也下场比赛了，那么其他人就不可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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