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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235年，君士坦丁堡的秩序已经开始趋于稳定，得益于他坚持推进基础教育，从平民中搜刮出一批具备教士需要的文化素养的人不算难事，至于被他淘汰的那批教士，他直接把他们打包送去埃及，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希腊文化的优秀代表，稳定性总比撒拉森人高得多。

在埃及，他对各项宗教仪式一直是不提倡、不反对的态度，这在无形之间限制了宗教势力在埃及的发展，削弱宗教带来的差别其实是加速民族融合的手段。

如果想要更好地贯彻他的意志，他应该推动语言、货币、文化习俗等全方面的统一，可惜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改革的力度过大会引起守旧势力的进一步反弹，扭转观念甚至需要一个帝国覆灭的代价，这显然不是他乐见的结果。

从教会入手，挤压宗教势力的生存空间和教义争端带来的内耗，推动社会的世俗化，吸收东方的先进科技以进一步助推社会进步，这个世界虽然成吉思汗出师未捷身先死，但蒙古铁骑仍然如约而至，除开军事威胁，这其实也是加强文化交流的机会，他计划在他的著作里尽可能地论证与东方加强联系的必要性，毕竟塞里斯是中世纪欧洲视域下难得的不信基督但也不会被视为必须感化或消灭的异教徒国家，鼓励后代学习塞里斯总比学习撒拉森好听些。

小亚细亚的问题现在是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罗姆苏丹国的衰弱本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现阶段他确实不宜发动对外战争以增大治理难度，拖延下去又可能导致从中崛起一个新的上升期的游牧民族（也许是奥斯曼，花剌子模说不定也有兴趣），经过他这一轮对教会的折腾，教会要么从此安分守己清贫度日，要么像高/利/贷/者一样成为定期薅羊毛的提款机，狄奥多西圣殿骑士的誓言换个角度看也是一个潜在的宣战借口，就看鲍德温六世有没有兴趣分赃了。[§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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