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场合怯场。

宋澄从袖口掏出一个本子，这才郑重地开口：“经顺天府衙查实，京城从事放贷和典当的店铺共计三百六十七家。其中放贷月息在五分左右，而典当月息亦已达四分，均超过大明律法所制定的月息三分，且各家并不遵循‘年月虽多，一本一利’。当者，期满物归店铺，后高价卖之，获利数倍；贷者，到期不归还者，恶仆上门索要田契、地契，逼良家卖儿女为奴为婢，而未清款项又逼苦主再立新据，民苦金融借贷久矣。”

所谓的“年月虽多，一本一利”，其实是朱元璋想用《大明律》保护普通百姓，要求不管借贷方借了多长时间，总利息不能超过本金。

不得不承认，朱元璋确实是一位心怀百姓的明君，始终都想要尽最大限度地保障普通百姓的利益，给他们一个能够翻身的机会。

只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明律》的条例无法阻挡这帮权贵榨取民利的决心。

他们最初的合约借出的本金可能仅仅只是十两，但借贷者到期不还的话，他们要求借贷者立下新的借据，亦或者放到其他当铺进行借贷。

如此一来，他们算是找到了破解之法。只要当地衙门配合的话，那么自然可以避开“年月虽多，一本一利”的约制，便可以用十两本金换来百两乃至更多的收益。

偏偏地，这种事情并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存在于京城之中。

放贷产业从东周便已经开始，到元朝更是出现官方放贷机构——质典库，致使放贷成为朝廷和贵族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当时的中都出现一个新职业，以色目人为主体从事借贷行业的“斡脱户”。

蒙古贵族正是依靠着翰脱户为自己放贷敛财，其中“羊羔儿钱”的年利息高达100％，导致大量的百姓破产，最终成为压垮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朝成立至今已经百余年，权贵们早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便顺理成章地介入借贷产业。毕竟这天底下，恐怕没有比放贷更好的买卖了。

虽然元朝的“斡脱户”消失了，但京城出现一种职业叫做“拉京债”。

“拉京债”并不是什么体面职业，主要依靠自己的人脉资源引诱一些官员借京债，从而自己从中获取佣金的一份职业。

《明英宗实录》记载：“京师有无赖子数十辈，常在吏部前觇，辄引至富家借金遂为之往赂，其实或往或否，偶淂美除则掩为己功分有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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