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号子肯定得蹲，至于蹲几年要

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上大学

之后，我才知道九七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父亲就是受害者之一。他办养猪场

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家

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

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十二万缺口。当时姥

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三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五万，还缺四万。这

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一千出头的月工资已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家里

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

坏了这孩子。爷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这个能人平常结交甚广，家

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母亲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

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

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最初哭过几次鼻子，后来也就无所谓了。最难

堪的不过是走在村子里会被人指指点点。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教地理兼带

体育，在他怂恿下我进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五点半就得赶到学校训练。母亲一

般四点多起床，给我做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她已经许久没练过身形了，毯

子功不说，压腿下腰什么的以前可是寒暑不辍。

有天匆匆吃完饭，蹬着破车快到村口时，我发现忘了带护膝。为了安全，教

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

还亮着灯，但到大门口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好

一会儿母亲才开了门，问我咋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

灯，我走时关了呀。这时打厨房出来一个人，高高瘦瘦，小眼大嘴，是我姨夫。

我也没多想，打了声招呼，拿上护膝就走。姨夫是邻村村支书，手里多少有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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